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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振独专权

回顾中国历史，宦官干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权利掌控欲极大的朱元璋，自然十分看不惯宦官专政，所以他对此事可谓严防死守：对宦官的数量和品级做了严格规定，防止宦官群体过于庞大和位高权重，规定宦官不得兼任朝廷文武官职，不准穿戴外朝官员官服，且不准宦官读书识字，以此限制宦官的权力范围和认知能力，在宫门口筑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以警示后代子孙和宦官们遵守规定，但是就是在朱元璋去世三十七年后，一个叫王振的宦官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打破了朱元璋的规定，成为了大明权监第一人。

王振本为河北蔚州儒生，多次应试不第后自阉入宫，朱瞻基在位时，为了应付逐渐增多的公务、对抗日益庞大的文官集团，遂下旨教太监读书识字，王振因中过秀才，还当过私塾教师，颇得朱瞻基信任，便让王振教导太子朱祁镇读书，为东宫局郎，正是在这段时间，王振得到了朱祁镇信任，为他日后掌权埋下了伏笔，朱祁镇继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一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颇有手腕，尚且能控制住王振，使其不能肆意妄为，但是好景不长，张氏不久就病逝了，雪上加霜的是就在张氏病逝前后，辅政大臣的“三杨”也都相继离世，王振终于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开始了气焰嚣张的权利之路。

王振作为手握批红权的掌印太监，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利，便把手伸向了军权，王振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这样王振就顺理成章的掌握了军队的调动权，和作为皇帝亲卫的锦衣卫，下一步，王振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最终完成了对朝堂的控制，其权势之盛，冠绝一时，《明史》称，王振“狡黠得帝欢”，朱祁镇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还有后来的名臣于谦，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于谦给王振带上礼物，于谦坚决不同意，更留下传唱千古的《石灰吟》，说自己“要留清白在人间”，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于谦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随着权力膨胀，王振的专横跋扈愈发肆无忌惮，之后为邀边功，鼓动朱祁镇亲征瓦剌，出征前故意隐瞒军情，导致粮草不济、情报断绝，二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朱祁镇被俘，史称“土木之变”，这场浩劫使大明元气大伤，若非于谦力挽狂澜，大明可能就此终结了。

王振的专权，不仅仅是个人野心的膨胀，更反映出明初政治设计的不合理之处，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却授予了宦官检查百官的权利，裁撤丞相、大权独揽，但后代皇帝没有朱元璋一样的精力，便使得一部分权利归于内阁，使得文官集团做大，而为了抗衡文官，朱瞻基开始提拔宦官，最终，打破了朱元璋的‘宦官不干政’的祖训，而朱祁镇幼年继位，一方面，与王振关系甚密，另一方面，缺少制衡朝堂的政治经验，使得王振做大、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