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网

02（第7页）

上面提到的有《集邮》第5期介绍了鲍仲叔遗集中有一枚日本邮票，该票的说明文字是“未见经传的日本邮票——邮政实践切乎”。后来，该票经日本《中国集邮》主编——集邮家阿部达也协助鉴定，结果出乎意料：这枚所谓的“邮政实践切乎”（切乎：日语邮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邮票，也不是印花税票，它是一种专供电信学校的学生实习邮政业务时使用的邮票代用品。因为只供练习使用，而且是在一般的民间印刷厂印制的，所以印制粗糙。

既不是真邮票，也不是伪造票，日本专家介绍的邮政史知识，为中国集邮界揭开了这枚“邮票”的身世之谜。许多“未见经传”的邮品背后，都不免隐藏着各式各样的轶闻掌故。如果不了解其历史背景，自然无法搞清其来龙去脉。邮票辨伪需要的社会历史知识真是太多了。

《集邮》第5期照片介绍的另一枚票是“新发现的蟠龙7分‘中华民国临时中立’倒盖票”，（见图4—3）经上海、天津集邮家鉴定，该票是枚伪造票。人们不禁要问，集邮家鲍仲叔当年为何要收藏这些伪票？

据上海集邮家刘广实分析，鲍仲叔遗集中虽有较多伪票，但他本人还不像是伪票的制作者。1940年，他自己编印了一份目录，最初他还把伪票当作“珍品”列入，打算向一些集邮家出售。当被其他集邮家发觉指出后，他就将这类邮品归入“另册”，不再拿出示人了。不想80年代初，鲍氏家属因为既不懂集邮，也不明这段历史原委，就将鲍仲叔的全部邮集，包括这些伪票都拿出来介绍，以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解放区邮品辨伪研究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事例。鉴别一些有争议的邮品的真伪往往依靠对邮政历史或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集邮家居洽群（江苏宝应人，1913年生）收集研究解放区邮票已有50个春秋，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并发表过大量邮票辨伪方面的研究文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段和平时期，居洽群用当时的解放区邮票向上海的邮人史济人换了大量“未见经传”的解放区邮票。

由于这些邮票品种多，而且制作粗糙，虽经史济人再三介绍其来源，他仍不免产生疑问，但又苦干找不出答案。

居洽群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些自己亦未见过的区票。他多次找一些老红军干部协助调查了解。对其中几枚皖省发行的印有“十月决战”、“全民生产”

等口号的邮票，居洽群通过各种途径请教了当年的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指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条件下，绝不会提出这类错误的政治口号，从而断定换来的所谓“区票”全是臆造品。

居洽群不仅辨别出这些票的真伪，还调查清楚这批臆造品出自上海不法邮商钱万能之手。上海解放后，居洽群见到钟笑炉等人，向他们介绍了这些重要情况。不久《近代邮刊》登出了臆造的解放区邮票图案（见图4—4）。

这对当时缺乏解放区邮票资料的集邮界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中华邮政发行的甲版半分、一分和二分邮票，当年集邮界很多人认为是臆造品。从60年代起，居洽群对这些邮票的真伪性进行了20多年的调查研究，还亲自走访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和一些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终于证实“中华邮政”甲版票是由黄亚光设计的真票。

东北沦陷14年，日伪傀儡政权“满州帝国”发行了许多邮票。1945年“8·15”日寇投降后，各地邮局职工出于爱国热情，不等国共接收人员到达，就将伪满邮票加盖“中华邮政”或“中华民国”字样，出售使用。这种应急作法，导致了东北各地邮局自行加盖很多的严重后果。

这时，有的邮商和集邮者也纷纷拿着自己收藏的伪满邮票，到当地邮局要求加盖。有的地方邮局断然拒绝，有的地方邮局则给予方便，由此造成一些地区的加盖种类繁多。

趁此混乱局面，有的邮商私自变造、臆造出大量的伪盖品。这种状况40年代后期即引起集邮界的高度警觉，1947年《近代邮刊》第16期发表了王季庵题为《对于东北加盖票之真伪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东北加盖票，因地理及环境上关系，真伪的确难分。除已有数处，业已证明完全伪制外，亦有不少是完全真品。因伪品之发现，邮人遂多犹豫不敢下手，几是草木皆兵，视为完全伪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被宣传为伪品者未免不是真品，反之认为完全真品者，亦不免有伪造者。”

集邮家杨耀增也曾谈到：“胜利之后，伪满邮票从库存流失不少，作伪者捏造个地名，刻上一个戳子，往票上一盖，就能骗取集邮者的钱财。当时的天津、北平邮市上，两三天就会出现一些‘新品种’。甚至荒谬到连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镇或一个代办所，也‘发行’十几种加盖票。朝鲜的仁川，也‘发行’中国的东北加盖票。”（《天津集邮》1990年第1期）再加上有的邮商（有的是伪票的炮制者）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彼此互相攻讦，指责某种为伪品，自己所售为真品。甚至在邮刊上互相抨击，搞得真假难辩，乌烟瘴气。这样，几百套数千种东北地方加盖票良莠难分，成了一团难以梳理的乱麻。

为了揭开东北地方加盖票的历史疑案，集邮家钟笑炉、杨耀增、韦介夫等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经过调查落实，辨认分析，钟笑炉编撰了《东北加盖邮票目录》，杨耀增等分别发表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研，终于慢慢理出了鉴别其真伪的头绪。杨耀增还提出了东北地方加盖票中臆造票的认定标准：（1）“发行”枚数较多，一戳数色者，十有九靠不住。因为抗战胜利初期，关外交通未完全恢复，不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邮路全不畅通。一些镇甸的小邮局，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发行”加盖票。

（2）加盖文词不通，或者套用某些正票词语的多半是假票。像恒加盖“当壹元”、鹤立加盖“纪念八一五、复归我国土”，就属这种情况。

目前已被集邮界槁清楚的东北地方加盖票伪票有：出自孙绍文之手的208枚；出自朱×××之手的47枚，出自刘×××之手的13枚，出自丁×××之手的3枚，出自于湘庭之手的129枚。此外，经调查证实可断定为臆造票的还有185枚之多。臆造票种类总数近600余种。这种大规模的伪造活动，在中国邮票史和集邮史上是罕见的。

许多老集邮家为还邮票历史本来面目，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集邮史册。他们表现出的尊重历史、细密严谨考证史料的治学精神，值得后来者发扬光大。

识别外国邮品中的赝品和臆造品同样需要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而且，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1856年墨西哥将全国分成了56个地区，邮政当局为每个地区的主要邮局提供了一个带有该地区名称的戳记，用来加盖各地所需的邮票。但是，由于以后的10余年墨西哥一直陷入战争动乱之中，许多地区的加盖邮票根本就没有使用过。这些加盖票得到集邮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尚有大量库存的没有地区加盖的邮票由于存世量大，价格低廉，为赝品制作者提供了条件。几十年来，各种伪造品大量出现，使集邮者难以辨认，不得不向专家们求教。而鉴定家们辨别这些加盖邮票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查阅历史档案，掌握当年各地区发行及未发行加盖邮票的详尽资料，从而使不少赝品原形毕露。

1985年，《新观察》杂志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埃及法老陵墓的文章。为配合此文，该刊在中心彩页上印出了邮票图案，标题是：“埃及邮票——法老图坦卡蒙的随葬品”。这种不多见的插图方式非常新颖别致，引起了读者们极大兴趣。应该说，这既是宣传外国文化，也是宣传集邮。可惜的是，由于作者缺乏必要的历史地理知识，良好的动机带来了相反的效果——这些根本不是埃及邮票，甚至不是真正的邮票。

这些“邮票”上印的地名是“AJMAN”（阿治曼）。阿治曼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最小的一个酋长国。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赚取外汇，阿治曼曾狂印滥发大量的“邮票”。世界上主要的邮票目录都拒绝收录阿治曼1965年5月以后发行的“邮票”，国际集邮界亦将此类东西归入“花纸头”

之列。

《新观察》杂志错把花纸头当邮票宣传，如同为假票作广告，这其中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

邮品辨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需要一定的设备。随着科技发展，其技术手段还需要不断改进和提高，不能总是用放大镜、目录、真品，仅凭人的视觉和经验作出判别。一些珍罕邮品或作伪手段较高超的邮品，需要借助先进的测试仪器，以提高分析研究的精确度和科学性。现代科技领域一些高新技术，都可以借用，为邮品辨伪服务。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邮品辨伪技术的发展：

为了对邮品进行微观分析，最初人们使用放大镜。但是，这仍然使人的视觉探微效果提高有限。尤其是邮品上一些细微的特征还难以辨别。于是显微镜被用于邮品辨伪研究。一般的常用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上百倍，完全能够满足对邮品进行微观观测的分析之用。如果把显微镜和照相机结合起来，即能取得邮票的显微照片，这样就更便于研究的保存。

与此同时，专门用于邮票鉴别的特殊工具也相继诞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量齿尺和水印检验器。

法国医生勒格兰（1820—1912年）是一位集邮家，他曾对各国邮票上的水印和齿孔进行过专门的研究，1866年10月，他发表了《关于邮票齿孔的研究》一文，并发明了量齿尺。为此，勒格兰作过多次试探，起先他沿着邮票的四个边来量，感到不简便。为了既简便又准确，他想到应该有一个标准距离。于是先选择10毫米作为标准单位，后又认为太短，不易量准，就改为以20毫米为单位，把齿孔分为7—16度。于是国际集邮界就把这个标准距离确定为国际标准。

使用量齿尺时，只需把邮票放在量齿尺上，上下移动，使邮票的齿孔与量齿尺上印刷的齿孔重合，即可测出邮票的齿孔度数。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邮票齿孔很不规则，无法测定其齿孔度数。例如，我国中华邮政港版烈士像邮票的齿度，无固定标准，在12度—14度之间。因此，在邮票目录上对这类邮票只能标出“有齿孔”或“×度—×度”，而没有一个准确的齿孔度数。

邮票水印的检验有多种方法。集邮家常使用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工具是水印检查器。它既可以毫不损伤邮票，又能使水印图案显示得非常清晰。其原理是利用强光透过水印来观察。有时为了防止邮票上的图案使水印模糊，还需要使用各种透明的滤色纸，以滤掉邮票的刷色。

为了辨别伪造邮票在图案与文字上与真票存在的差异，集邮者还设计出一种简便的检查方法：把两条黑丝线固定在一张厚白纸上，然后分别把真邮票和待鉴别邮票放置在两条黑线下边，使两枚邮票画面上黑线通过的部分位置完全相同。然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比较黑线所在部分的画面，打出细微处的差异，从而发现赝品。

从20世纪初开始，国外集邮界逐渐借助新兴技术——紫外线或X（爱克斯）光线技术来分析鉴别邮票。其中，使用较普遍的是能够产生紫外线的石英灯。紫外线能够对邮票生产中所采用的油墨和纸张作出准确的检测。石英灯发出的紫外光线照射到各种不同物质上能产生出不同的荧光反应，从而可以做出分析判断。当伪造邮票（如仿印票、伪加盖票等）与真票所用纸张、油墨存在差异时，不同的荧光反应就使它们暴露无遗了。同时，石英灯还能检验出修补过的邮票（如伪制的背面刷胶、粘贴上去的残角断齿等）和经过化学处理的邮票（如伪造假邮戳、抹掉原有的邮戳或加盖字体等），揭露出各种伪造留下的痕迹。

邮票和集邮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人能够发明它，就一定能够认识它，捍卫它的纯洁性。尽管邮品辨伪的方式方法有许多种，但有一点却是最根本的，即辨伪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完全取决于从事这项研究者的素质和水平，因此，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英国集邮家詹姆斯·华森在其所著《邮票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论断：

“对集邮者来说，最好的设备莫过于扎实的知识。即通晓邮票印制的全过程，了解邮票的纸张、刷胶、打孔方法、邮戳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在集邮研究中需要科学设备的帮助，但这些设备不可能取代集邮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