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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使自己的邮品辨伪水平得到提高，就绝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枚有疑点的邮品。只有不耻下问，不怕麻烦，虚心学习，勤于钻研的人，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取得成功。

俗话说：“路走多了就会遇到桥”，始终站在岸边是永远也学不会游泳的。

但是，还必须引起注意的一个重问题是，集邮文献有时也难免出现错误。

因此，必须抱着依靠文献作参考，但不完全迷信文献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对文献资料中产生怀疑的地方，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方请教，务求弄个水落石出。集邮家刘广实为“红学”家黄光诚更正红印花小壹元分析失误的事例，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1979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展出了一枚由集邮家王纪泽捐献给国家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新票，引起轰动。菲律宾集邮家黄光诚随即在台湾集邮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这枚小壹元票是“不见经传”的新发现，是在他的记录中存世的29枚小壹元票之外。英国伦敦的中华邮会会刊也载文，同意这种说法。

那么，以编辑出版红印花图鉴和史料著称于世的“红学”权威何以判断失误呢？刘广实文中指出，问题出在图片上。原来，当年周今觉在《邮乘》上刊出的这枚小壹元彩色图版，被印刷厂自作主张把邮票上的一些细部给修改了。最显著的是“壹元”中的“壹”字，原票最末一笔短横漏印，但插图制版时被添了上去。又如，“大清邮政”的“大”字第二、三笔原票不接触，但图版上被修改为相接触。这样一幅面目已非的邮票插图，自然无法作为版式研究的依据了。

早年印刷厂职员集邮知识缺乏，甚至对制作珍贵邮票图版上认为不合适的地方随便修改。这种现象在《邮乘》其它邮票彩图上亦有发现。谁料当年一点小小的改动，会贻误多少后来者。

为此，刘广实在文中指出：“集邮家统计珍贵的邮票，就像天文学家调查璀璨的群星一般。不但记录它们现在的位置，还要正确了解它们过去的踪迹。照片或图版往往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辅助材料，但对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这枚小壹元所引起的误会，就是一个例证。”

所言极是。黄光诚读此文后，两次致函刘广实，承认这枚小壹元是自己《红印花小壹元存世考图鉴》专著中的第17号票。关于此枚票的历史源流和搜藏沿革，亦完全赞同。这样，就使一枚珍邮因文献误差引出的误会得到澄清。

文献资料记载有关辨别邮品真伪的说明和图片，之所以会出现漏洞，甚至错误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1）限于条件限制，撰文者对某种邮品的全部史料了解不充分，凭主观判断下结论，造成失误。

（2）撰文者的错误意见，当时未被编辑认识，发表后，虽经读者指出，但有的邮刊因各种原因未公开发表商榷或更正文章。书籍类出现的错误则事后难以一一勘误。

（3）一些不正确的分析或报道，被多家邮刊邮报转载，以讹传讹。

（4）在排字、制版中造成的技术性失误，事后未被查觉、未被更正。

有文献资料记载的邮品，其真伪可以对照资料分析辨别；对“不见经传”

的各种“新发现”邮票，要判定其真伪就无案可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搞清其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这方面我国集邮界有良好的传统，尤其在解放区票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1984年，《集邮》第4期刊登了杨启明写的《解放区邮票宝库中又发现两件特别珍品》一文。文中提出在日本明信片上加盖“中原解放区邮政公事”

1985年，《重庆集邮》第1期上，发表了何宏的文章《对中原解放区实寄明信片的质疑》，怀疑此片非真品，并提出一些理由。

1986年，《集邮》第2期发表卢志成的文章《“中原解放区实寄明信片”

是真品不是伪品》。卢志成专门在郑州访问了一些已离休的当年的老邮电职工，根据他们的回忆，证实该片是真品，不是伪有的邮品的辨伪需要查找原始记录或其它资料。但在历史资料找不到的情况下，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提供史实，作为分析研究的参考。

1900年，《聚雅斋邮声》第2期在“新发现”专栏发表署名子语的文章《中华苏维埃陕北邮政5分票初探》，该刊还在封面登载了这种邮票的照片。

同年7月，刘肇宁在《陕西集邮》第89期发表《陕北苏维埃邮票的新发现》。

这两篇文章均认为此票未见经传，是陕北省苏维埃邮局1935年12月前后印制使用的邮票。

1990年，《上海集邮》第6期发表李容的文章《“中华苏维埃陕北邮政”

邮票是臆造品》。文中列举出一系列经过调查的历史事实：（1）陕北苏区所用纸张当时只有两种。一种是缴获的机制纸，纸质细密匀薄，色较白；另一种是土纸，俗称麻纸，厚薄不匀，纸质粗糙，不易油印。

这两种纸都不是两文中所说的粗厚的灰色土纸。

（2）陕北苏区最初并没有誊写油印机，在陕北特委组织内只有一个木刻组。以后虽然有了誊写油印机，也不会用打印台所用的紫红色打印油来印邮票。

（3）根据有关老干部回忆，1935年陕北苏维埃邮政局曾使用过邮票，但迄今仍未发现有关票品。“新发现”的臆造票是鱼目混珠。

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区邮票的许多重要历史资料都损毁无存了，使过去遗留下来及陆续发现的一些邮票疑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集邮名家也出现过判断失误。

例如，钟笑炉曾认为东北的通化版加盖八一五邮票是伪品。集邮家姜治方对此说深信不疑，将自己收藏的该票方连处理掉了。把珍珠误当鱼目，而且直至去世，他一直不知此票是真品，实在是一件憾事。

1986年，《集邮》第11期上，杨勇伟曾谈到对解放区邮票辨伪研究的观点：“先考虑真假，但不轻易下结论。”“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对有些解放区邮票会产生是真是假的争论。比如，1949年9月旅大篆书加盖五佰元这枚票，是我1982年得到的。拿二枚票一对比，其一加盖字是私印仿造的。

戳是真品，邮票是真的。”

由于解放区邮票存在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背景，在购买、收藏时“先考虑真假”，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各种“新发现”更是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慎之又慎，不要轻易下结论。

利用精心炮制的臆造品，再加上精心编造的故事，确实能使不少求珍若渴者上当受编。如果不是江西省认真组织调查落实，这个骗局不知还要欺骗多少集邮者呢。

以上事实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集邮者对自己不熟悉、不了解底细的邮品绝不能盲目轻信，对各种不见经传的“新发现”，持严肃慎重的态度非常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则更加重要。

6。历史知识与现代技术

在一定意义上邮品记载了邮政历史的发展。研究邮票就离不开研究历史，集邮者可以运用历史知识，揭穿作伪者的骗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1984年《集邮》杂志第5期刊登上一组邮票彩色照片《集邮家鲍仲叔遗集选登》，并且发表了介绍文章。

鲍仲叔（浙江人，1889年—1958年）毕业于上海法国学堂后，考入上海法租界任法文翻译。鲍仲叔祖父辈在上海作古董生意时，积攒了一些邮票，他在此基础上开始集邮，以后还参加了新光邮票会。但是，鲍仲叔集邮有个弱点，他对邮品不辨真伪，只要价格便宜就买，因而他的邮集里曾出现了不少假邮票。没想到，他当年种下的隐患，到80年代中期又引来一场风波。

《集邮》刊登了那组照片和文章后，各种集邮刊物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揭露，《集邮》也连发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