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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第1页）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吴训言预期的要快，但方式比他预期的要糟糕一万倍。

不是通过学术渠道。不是通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学术会议的报告、或者实验室之间的正式合作。而是通过一个最古老、最不可控、也最具破坏力的渠道：

泄密。

周铭远没有泄密——这点吴训言是确定的。但MEG机房的实验数据被存储在中科院神经所的服务器上，而那个服务器的安全等级——尽管挂着“涉密区域”的标签——远没有周铭远想象的那么高。一个在IT部门工作的实习生——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对脑机接口充满热情、同时又对“意识上传”这个科幻概念有着青春期式迷恋的年轻人——在例行维护服务器时发现了那些MEG数据文件。文件名是“WXY_MEG_20241220”，备注栏写着“特殊意识状态实验”。

他打开了文件。

他看到了那0。5赫兹的全脑同步振荡。

他看到了吴训言在实验中的脑磁图——一个清醒的人类大脑，其神经电活动呈现出一种从未被记录过的模式。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室友。他的室友是一个科技记者，在一个名叫“深科技”的公众号工作。

四十八小时后，一篇标题为《中科院神秘实验曝光：科学家声称发现“意识场”，人类意识或可独立存在》的文章刷爆了中国互联网。

七十二小时后，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出现在Reddit、Twitter、HackerNews、以及全球至少三百个科技论坛的首页上。

一周之后，吴训言的实验室门口出现了三拨人。

第一拨：记者。至少二十个，来自国内外的各大媒体。他们扛着摄像机、举着录音笔、端着手机，像一群饥饿的秃鹫围着一具新鲜的尸体。有人在大喊“吴教授请出来说两句！”，有人在敲实验室的铁门，有人试图从窗户往里看——但窗户被吴训言用黑色垃圾袋封住了。

第二拨：投资人。五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拎着公文包，戴着Ray-Ban太阳镜，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他们在记者群外面站成一排，表情冷静，像是在评估一笔潜在的投资标的。其中一个——据说是某著名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对着实验室的大门说了一句被所有在场的记者都记录下来、并在随后二十四小时内被翻译成三十二种语言的话：

“吴教授，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们投了。估值你开。”

第三拨只有一个人。

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袄的六十多岁女人，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岁月和某种长期隐忍的痛苦刻出的皱纹。她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两个饭盒——一个是红烧排骨，一个是清炒时蔬。

她是吴训言的母亲，刘素芬。

她没有敲门。她站在实验室门口，在记者群的喧嚣和投资人冷漠的注视中，静静地站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她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一把吴训言不知道她还保留着的、实验室大门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她走了进去。

记者们试图跟着涌进去，但刘素芬转过身来，用一种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的眼神扫视了他们一眼。那种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威胁，只有一种非常简单的、不可谈判的决心：

“这是我儿子的家。你们在外面等着。”

她关上了门。

实验室里，吴训言坐在行军床上，膝盖上放着那台用了六年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个他正在构建的意识场数学模型的草稿——一个基于量子场论框架、融合了神经科学、信息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庞大理论体系。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大约四十个小时，眼睛布满血丝，手指在键盘上的敲击速度越来越慢，像一个电量耗尽的机器人。

“妈。”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刘素芬没有说话。她走到行军床旁边的折叠桌前，把保温袋里的饭盒拿出来，一一打开。红烧排骨、清炒时蔬、一碗西红柿鸡蛋汤、一盒米饭。她用带来的筷子把米饭拨松，把排骨的骨头剔出来，把汤上的保鲜膜揭开——所有动作都有条不紊，带着一种在几十年厨房劳作中锤炼出的精确和效率。

“吃饭。”她说。

“我不饿。”

“你四十七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的服务器日志里有一个运动传感器，记录你在实验室里的活动。你以为我学会看那些数据是为了什么？”

吴训言的手指停在了键盘上。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母亲。

“你怎么会看服务器日志？”

“你不在的时候，我来给你打扫卫生。你实验室的电脑从来不关，屏幕上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图表和数据。我不懂那些，但‘运动传感器’这几个字我认识。我查了一下，发现你最近三天只起身了四次——两次上厕所，一次喝水，一次开门拿外卖。”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很轻：

“训言，你是不是想死在这间屋子里？”

这个问题像一颗子弹，精确地击中了吴训言意识中一个他一直回避的区域。不是身体上的死亡——他当然不会让自己饿死，他是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他知道维持生命体征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母亲说的“死”不是指身体上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