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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苏晚晴女性互助（第1页）

从石桥村回来后的第三天，陆知南在县局门口遇到了一个姑娘。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裙摆上有一块补丁，是用颜色相近的布头缝上去的，针脚细密整齐，一针一线都缝得认认真真，像绣花一样。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扎着褪了色的红头绳，红头绳已经洗得发白了，只剩下淡淡的粉色。手里抱着一个布书包，书包鼓鼓囊囊的，边角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硬纸板。怯生生地站在传达室门口，脚尖碾着地面的一颗小石子，碾过来碾过去，把那颗石子碾得滚来滚去。

看到陆知南出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快步迎上来。步子不大，但很快，像一只终于找到了方向的鸽子。

“你是陆法医吗？”

“我是。”

“我叫苏晚晴。”姑娘的声音很轻，但咬字很清楚，每个字都说得认认真真，像是在法庭上陈述证词，“王秀莲是我表姨。我听说了她的事。我姨父打她打了二十年，没有人管过。村里的人说，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派出所的人说，家务事管不了。你是第一个替她说话的人。你说她不是杀人犯。”

陆知南看了看她。十八九岁的样子，和陆知南现在的身体差不多大。长得很清秀，眉毛细而长，像两道淡淡的远山。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瞳仁很黑，像两颗黑葡萄。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青灰色的，从眼窝一直蔓延到颧骨，像是长期睡不好觉的人。

“你是来道谢的？”

“不全是。”苏晚晴从书包里拿出一沓纸。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用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表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纹。“我听说你在查纺织厂的案子。我这里有一些东西，可能对你有用。”

陆知南接过那沓纸。是手抄的案卷材料——林慧被诬陷偷布料的原始举报信，信纸的边缘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复印的，有些地方模糊不清，像是复印机碳粉不足；厂里的处理决定，红头文件，盖着厂部的公章，公章的红色已经褪成了粉红；三八红旗手的评选记录，包括原始票数统计表和最终公布名单。每一份都抄得工工整整，用铅笔在关键处做了标注，有些地方还画了问号或感叹号，问号画得很大，像是在质问。

“这些材料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妈是纺织厂的档案员。叫周秀英。”苏晚晴低下头，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的红头绳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林慧出事以后，我妈把相关的档案偷偷复印了一份藏起来。她说，林慧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查。如果档案被人销毁了，就没有证据了。她把复印件用油纸包着，外面又裹了一层塑料布，压在衣柜最底层，两年了，谁都没告诉。连我都是前几天才知道的。”

陆知南翻到最后一页。是一份三八红旗手的票数统计表。1985年的原始票数，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第一名林慧，得票数327票；第二名马德英，得票数289票；第三名赵秀莲，得票数201票。但最终公布的结果却是：第一名赵秀莲，第二名顾晓兰，第三名李桂芬。林慧和马德英的名字都不见了，像被人从纸上抹掉了一样，只剩下两个空荡荡的位置。

“票数被篡改过。”苏晚晴指着表格，手指点在那些被涂改的数字上，涂改液盖住了原来的数字，上面重新写了新的数字，“我妈说，当年李桂芬在厂办帮忙整理档案，有机会接触到票数统计。后来她被发现改了票数，但她威胁我妈不要说出去——她说如果我妈说出去，她就说是我妈改的。我妈胆小，怕丢了工作，就没敢说。这两年她一直为这件事自责，晚上睡不着觉，头发白了一大半。”

“你妈现在在哪儿？”

苏晚晴的眼睛红了，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但她没有让它们掉下来。“去年病退了。肺病，天天咳嗽，咳起来整宿整宿睡不着，痰里带血丝。厂里不给报销医药费，说她是临时工，不享受正式工待遇。我们家的钱都花在买药上了，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

两人在县局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秋天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像盖了一层薄毯子。县局门口的土路上，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地响。路边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黄叶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她们脚边。

苏晚晴抱着书包，低着头，麻花辫垂在胸前。她的手指抠着书包的边缘，指节发白，指甲把帆布抠出了一道道细小的划痕。“我想考律师。”

陆知南看着她。阳光照在苏晚晴的侧脸上，照亮了她鼻梁上一颗小小的痣。

“我高考落榜了。差三分。就差三分。家里让我嫁人，对方是镇上开小卖部的，三十八岁，离过婚，有个儿子。我见过他一次，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件货物。我不肯，说我要考律师。我爸说女人考什么律师，把家里供你读书的钱都白瞎了。我妈不说话，就咳嗽，咳得弯下腰去。”

“你现在在做什么？”

“白天在纺织厂做临时工，筒捻车间，一天站十个小时。机器的声音震得耳朵嗡嗡响，晚上躺在床上耳朵里还在响。晚上自学法律。”苏晚晴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翻烂了的《法学基础理论》，书脊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次，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只能看到“法学”两个字的残影，“这是我从县中老师那里借的。他女儿是我同学，偷偷借给我的。我答应她考上了律师一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