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分析会在县局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占了大部分空间,桌上铺着一块绿色绒布,布面上烫出了好几个烟洞。墙上挂着全县地图,清河县的地形像一片不规则的树叶,清河从中间蜿蜒穿过。窗台上落着一层灰,暖气片上搭着几条抹布。
王建国坐在主位,背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破案神速”四个金字,落款是1985年,边角已经起了毛边。两边依次是刘铁军、张宝根、顾屹川,还有几个刑警。刑警们有的靠着墙,有的坐在窗台上,手里都夹着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像烧着湿柴的灶房。
陆知南进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她没有警服——1987年的清河县公安局,女法医助手没有配发警服——只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袖口的扣子也系得整整齐齐。一条藏蓝色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上用红笔写着“赵秀莲案”四个字。
“坐。”王建国指了指张宝根旁边的空位。
陆知南坐下,椅子腿蹭在地面上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她从档案袋里取出尸检报告、硅藻检验记录和照片,一份份摆在桌上。照片是黑白的,但颈部索沟和舌骨骨折的部位用红笔圈了出来。
“赵秀莲,女性,42岁,清河县纺织厂工人。尸检所见:颈部可见两道新月形索沟,宽0。5厘米,呈斜行走向后上方,于后颈交汇。索沟边缘有暗红色出血点,皮下及肌肉层出血,舌骨大角骨折——以上均为生前受绳索勒颈的典型特征。”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的声音和烟卷燃烧的嘶嘶声。一个刑警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搪瓷的,里面堆着烟蒂小山。
“内脏检验:肺部表面散在出血点,切面有血性泡沫溢出,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征。硅藻检验结果显示,肺组织检出硅藻阳性,肝脏、肾脏未检出硅藻。说明死者是死后被抛尸入水,水中的硅藻仅进入呼吸道,未进入血液循环。”
陆知南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她的眼睛在烟雾里显得格外清亮。“死因认定:被他人用绳索勒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后抛尸入水。死亡时间:7月11日晚8时至12时之间。”
她顿了顿,说出了最后一句结论:“死者指甲缝内嵌有皮肤组织,经显微比对,血型为B型,与死者本人的O型不符。该皮肤组织来自凶手。凶手为男性,左手有陈旧性刀伤。”
张宝根的左手缩到了桌子底下。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刑警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烟卷夹在手指间忘了吸。王建国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眉心那两道竖纹更深了。他拿过尸检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共七页,每一页都看得仔细。然后抬头看向张宝根:“张师傅,这份报告你复核了?”
张宝根低下了头。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复核了。小陆的结论没有问题。是他杀。”
刘铁军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腿刮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王局,这份报告有问题!”他的手指戳着尸检报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烟油。“她一个卫校刚毕业的黄毛丫头,连显微镜都没用过几回,凭什么做血型鉴定?凭什么给凶手做侧写?这不是破案,这是瞎编!”
“凭这个。”陆知南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显微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死者的指甲内容物,放大四百倍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皮肤组织的细胞结构——一个个多边形细胞紧密排列,像蜂巢。“血型鉴定用的是吸收解离法,这是法医物证检验的常规方法。卫校法医班三年级必修课。教材第78页。”
刘铁军愣住了,嘴张着,没说出话来。
陆知南站起来,椅子腿又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她的影子投在墙上,被日光灯拉得很长。“死者赵秀莲,42岁,身高158厘米,体重约50公斤。凶手从身后用绳索勒颈,说明凶手身高在170厘米以上,力量足以在短时间内制伏死者。死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来自凶手的左手,说明死者在被勒颈的过程中曾经剧烈挣扎,用右手抓伤了凶手的左手。因此凶手左手应有抓痕或陈旧性刀伤——因为皮肤组织中有瘢痕组织的特征,瘢痕组织比正常皮肤更硬,更容易被指甲抠下来。”
“另外,”她拿起那半片红绸,红绸在日光灯下泛着暗沉的光泽,金字微微闪烁,“这片红绸是凶手留在现场的。红绸来自纺织厂的三八红旗手奖状,1985年至1987年间全厂共有12人获得。死者赵秀莲是其中之一。凶手能拿到红绸,说明他本人或者他的亲属与纺织厂有关联,且能接触到厂里的荣誉档案。”
“综上所述,”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板,“凶手侧写如下:男性,30至50岁,身高170厘米以上,左手有陈旧性刀伤或新鲜抓痕。与清河县纺织厂有密切关联,能接触到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和红绸。与死者赵秀莲相识,且存在个人恩怨。”
王建国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站起来,椅子腿磨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声音沉重而缓慢,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赵秀莲案,由顾屹川担任专案组长,陆知南任主检法医。48小时内锁定嫌疑人。”
刘铁军的脸涨得通红,从脖子一直红到额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王建国一摆手,手掌像一把刀横劈下来,把他嘴里的话堵了回去。
散会的时候,刑警们鱼贯而出,会议室里的烟雾也跟着涌出去。顾屹川走到陆知南身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跟我来。”
他把陆知南带到了档案室。
县局的档案室在办公楼的地下室,沿着一条窄窄的水泥楼梯往下走,空气越来越凉,越来越潮湿。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老旧纸张的酸涩气息,像走进了一座纸做的坟墓。铁皮柜子一排排靠墙立着,柜门上贴着褪色的标签,有的标签已经翘起了边。顾屹川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柜子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开。
“这是我妹的案卷。”
陆知南接过档案袋,牛皮纸已经受潮发软,边角磨出了毛边。她抽出里面的卷宗。顾晓兰,19岁,清河县纺织厂工人。1987年1月15日被发现死于清河县下游河段。尸检法医:张宝根。死因:意外溺亡。
尸检报告只有两页纸,写得极为简略——“死者体表无明显外伤,口鼻可见蕈状泡沫。剖验见肺部膨胀,切面有溺液溢出。胃内有河水成分。结论:生前溺亡,无他杀迹象。”
陆知南的目光停在“胃内有河水成分”这一行上。
“顾晓兰的尸体在水里泡了两天,腐败气体会让腹腔压力升高,河水倒灌进胃里也是可能的。张宝根没有做硅藻检验,无法区分胃里的水是生前吸入的还是死后倒灌的。”她把尸检报告放在桌上,手指点着那一行字,“他根本就没有认真验。一个溺死的人,肺部的病理改变和死后入水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他做了剖验,不可能看不出来。他不是没看出来——他是不想写出来。”
顾屹川的下颌绷紧了,咬肌在脸颊侧面鼓起两道硬棱。他靠在档案柜上,铁皮柜门被他的体重压得微微凹陷。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着。火柴头的硫磺味在潮湿的空气里格外刺鼻。
“我找过他。晓兰死后,我找他喝过一次酒。在县局门口的老张酒馆,要了一盘花生米,两瓶白酒。他喝多了,趴在桌上,跟我说了一句‘对不住’。我问他什么对不住,他就不说话了,趴在桌上装睡。我以为他在说客套话——死了人,谁都爱说‘对不住’‘节哀’。”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里缓慢上升,像一条倒流的河。“我错了。”
陆知南把顾晓兰的案卷装回档案袋里,档案袋上贴着顾晓兰的黑白照片——十九岁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纺织厂的蓝色工装,对着镜头微微笑着,眼睛弯弯的。“抓住杀赵秀莲的凶手,就能抓住杀晓兰的凶手。”
她没有把张宝根说的“周建民”三个字告诉顾屹川。不是不信任他,而是她需要先自己确认——周建民这个人,她从原主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印象。一个温和的厂医,不显山不露水,妻子含冤自杀后默默承受,全厂上下都觉得他是个好人。这样的人如果是连环杀手,那将是她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危险的对手。
比尸体更难懂的,是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