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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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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河回去后思考了一下：要想在短期内进入港口工作，只能求助一个人——项生。因为项生现在已经成了秘书处马处长的红人，安排他进港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项河硬着头皮来项生家里找他。项生现在已经搬到道南庆乐里居住。这一带是道南“五大里”之一，也是三等房聚集地。所居住的人，多为中级员司和初级员司。项生租住的地方是一位退休老员司的，他退休后回老家养病，房子常年空闲，所以才让项生租了下来。这栋房子地方虽然不大，但里外三间，倒也雅致清静。自打他们搬过来以后，项河这也是头一次来。

项河来时，项生还没有下班，只有鸣凤独自在家。鸣凤见他来了，很是高兴，热情地将他迎进屋里。项河说起来意，鸣凤说：“那没问题吧。都是自家兄弟，你别看你哥平时不说什么，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们，为了你的事，他也没少操心。你们总归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项河说：“以前哥和我提过这事儿，我没同意。现在又来找他，我怕我哥会不高兴。”鸣凤说：“没事。有我在呢，不用怕他。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弄饭去，你先坐着。”

项河在屋里坐了没一会儿，项生就回来了。见项河在屋，愣了一下说：“是你？稀客啊。”又问：“不是娘那边有什么事了吧？”项河说：“娘没事，是我有事找你。”

项河把来意说了。项生淡淡地说：“你又想去了？港口可不是咱家开的，说去就能去的。当时你说不去，我就又安排别人了。”鸣凤从外屋进来说：“项河好不容易张回口，你就想想办法吧，又不是外人。”项生说：“我知道。不过这还要做老马的工作。他那个人是雁过拔毛的人。”项河说：“就有劳大哥了，过去我不懂事，大哥多包涵。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就是。”项生说：“也不用这么说，你是我弟弟，我还能不想着你？换别人，这种事可是要花钱摆平的。老马那儿就算是熟人，也得两百元的好处费。我知道你刚上班，也没啥钱，这笔钱我替你出了吧，换了别人我可不能管的。”项河说：“哥，谢谢你。”鸣凤说：“一家人不说谢这个字。项生，晚上留项河吃饭吧？我把饭菜都弄好了。”

项生倒也真是办事的人。没几天，就通知项河去机器房报到了。机器房建于1914年，在开滦路东面，厂房约200平米，最初里面仅有四台皮带式车床，还有30多名机器匠。1920年扩建以后，引进了一批外国设备，像铣、刨、钻等加工设备，后来随着港口自备铁路、车辆以及港作船的增加，改为机器厂，修建了铆工车间、铸工车间等，技术人员也增加到了100多人，具有大修小型蒸汽机车、港作船和自制各种道岔的能力。

虽然由以前的手工作坊改成了中等规模的工厂，但人们习惯还是叫它机器房。机器房里工作的人都是里工，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技术部门。项河进了机器房，按照所学的专业，分配到铆工车间，先跟着工人进行为期一年的学徒，学徒结束后，就转入纯技术研发领域。

项河到了机器房上班第一天，就遇见了项山的朋友。他换上工装进车间时，一个青年主动过来和他打招呼，问他：“你是项河吧？是项山的弟弟对不对？”项河问他的名字。那人说名叫孔明，是和项山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还说和曹三、明诚等人也熟。孔明说：“项山大哥也没来得急和我打招呼，就当兵去了。我心里特遗憾的。你是项山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以后在这儿，有啥事别客气，咱们哥俩儿同舟共济。”

有了孔明的帮助，项河很快就认识了机器房里的同行们。没几天，大家就都非常熟悉了。项河看见时机成熟了，就邀请了孔明和机器房的几位同事，以及曹三、明诚等码头工人，一起去码头底下的桥头饭店吃饭。吃了几次饭后，柳大志带着几个铁工厂的工人也加入进了这个团体。几次接触之后，项河开始进入正题，他把李大钊所写的《唐山工人的生活》发给了在场的众人，柳大志又讲到了开滦矿马家沟几次罢工的情况。听了柳大志、项河的描述，工人们的怒火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聚会后来渐渐变成了对英国资本家、把头的控诉会。

在柳大志、项河等人的努力下，通过聚会的形式一点点地在港口工人中间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此时，港口管理层内部也因为一封来自开滦矿的报告，引发了一场争论。

这天下午，刘四、曾老全、李老巴等把头被丘尔顿找去开紧急会议。他们来到会议室时，发现了除了管理处所有的高级员司外，丘尔顿身边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金发碧眼的洋人，以及一个身穿警服、满脸横肉的陌生人。待大家坐好后，丘尔顿向大家介绍，身边的洋人是开滦煤矿惠工处的主任费斯克先生，那位警官是省警务处长杨以德长官。他介绍完后，秘书又过来将一份份打印好的文件放到了每个人的桌前。

丘尔顿开门见山：“先生们，费斯克先生从开滦总部过来，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马家沟煤矿最近接连发生几起罢工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运行。为了避免秦皇岛港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特意召开了这个紧急会议。费斯克先生针对开滦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已经发到大家的桌上，请大家仔细阅读。”

大家拿起桌上的报告，报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题目是《关于煤矿劳工情况的报告暨备忘录》。

费斯克说：“先生们，你们眼前的这份报告，记录了两年以来在开滦矿发生的多起罢工及劳资纠纷。这两年来，工人们抗议的要求集中在几个地方，一是要求加薪，二是反对无限度的加班，第三个是要求增加福利包括年底分红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这几年资方也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可是这些工人并不满意。他们内心里对我们存在着一种愤恨的情绪，倘若一遇见外来刺激，会导致一次爆发，也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件。”

丘尔顿补充说：“先生们，据来自我们中、英双方情报部门的消息，有一批异端分子已经潜入到开滦煤矿中，马家沟几次大的争端，都是他们在暗中策划的。这一批异端分子，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信徒，也就是中国的共产党。我们对此要提起万分的警惕，各位先生，我们现在请杨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杨以德站起来，向大家敬个礼，然后说道：“这一批赤党中间有不少人是工人的身份，也有一批人曾经在俄国留过学，受过赤化的教育。这一批乱党，为了扩张势力，经常挑拔工人罢工，以达到祸乱社会、发展羽翼的目的。他们的煽动性非常强，今年年初香港海员以及安源煤矿的罢工，就是他们策划的。为了维持各矿的治安与稳定，开滦矿总经理那森先生已经向伦敦总部做了请示，同意建立一支以省政府为后盾的警察队伍。做为省警务处长，我绝对支持那森先生的建议。在开滦煤矿我们已经招募了一只400人的队伍，每矿派驻100人维持治安。但是面对这一两年来冲突不断的事态，我认为人手还要增加。所以兄弟这次来，是想请大家配合，抽派人手，给秦皇岛港矿警队填充力量，并给予警务装备及日常工资，估计每年可能因此要增加4至5万元的花费。这笔开支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麻烦，但这也是确保港口安全的惟一办法，请大家理解。”

杨以德的话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中方员司、机器房厂长顾一夫举手示意说话，丘尔顿同意了。顾一夫反对杨以德的提议，认为让矿警队大量进驻港口，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他认为应该尽快解决工人待遇问题，这才是良策。顾一夫为此还举出了两个例子：年初，工人们曾经派代表来管理处谈判，要求提高工资和恢复花红制度。

自丘尔顿接手港口以来，工人的工资始终没有上调过，而近年来因为战乱不停，物价飞涨，工人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再加上到手的工资又经过把头们层层盘剥，入不敷出，所以才多次要求加薪，甚至为此出现过消极怠工乃至毁坏铁路设施的严重事件。至于花红问题，争执则由来已久。从1898年建港以来，在当时大把头龙二的争取下，工人除节假日和星期日工资照发外，年终如无违纪事件，还能得到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金，被称为年终花红。后来英人骗占开平后，这一制度被废除。在工人中间也一直颇有怨言。这两项提议，中方管理层也曾经写过报告，上报给总经理丘尔顿，然而都被否决了。顾一夫认为，现在是恢复这两项制度的关键时候了。若仅靠暴力镇压，只怕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

顾一夫的观点引起了一批中方高级员司的赞同，然而却再次被丘尔顿拒绝。丘尔顿列举了一组数据来说服他们：因为4至5月间的战争，导致铁路停运，采煤、运煤工作也随之停滞，港口生产遭到重创，与去年同期相比，港口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分别下降了21%和33%。鉴于如此严峻的生产形势，必须在成本控制上下工夫，所以不但不考虑加薪，还有可能要裁员。

丘尔顿认为秦皇岛港给工人开的工钱，足以让一个工人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虽然整体工薪水平还低于开滦各矿的基本标准，但是相比这个城镇其他的行业，港口还是高薪阶层。工人若因此闹事，属于过份的要求，决不能接受。

顾一夫不能认同丘尔顿的说法，并大胆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经理，要想降低成本，我认为应该从包工制本身上下工夫，更不应该再给矿警队增加投入了。我觉得如果曾先生、刘先生能够对那些工人仁慈一点，不要随意克扣工人的工钱，也许会避免更多的矛盾。”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众把头的不满，刘四、曾老全等人纷纷起来反驳，拍着胸脯说自己问心无愧，顾一夫是在血口喷人。顾一夫等中方员司反唇相讥，认为是包工头们层层盘剥，虐待工人，才导致各种反抗、罢工事件频繁发生，场面一时失控。把头们中间多数都是没什么文化的粗人，骂别人母亲之类的三字经不断地脱口而出。

费斯克与杨以德对视一眼，耸耸肩无奈地说：“这场面和开滦矿一模一样。”杨以德恶狠狠地说：“所以才必须增加矿警队的力量，有些闹事分子，是要用枪来说话的！”

丘尔顿用力拍桌子让大家安静。等大家终于平静下来，说出自己的决定：他同意杨以德处长的意见，为维持稳定，将增加矿警队力量。同时为了节约成本，裁员也必须进行。具体工作由秘书处马明德处长负责。但是考虑到顾厂长等中方员司对成本控制的意见，决定吸取开滦矿总部的经验，矿警队如需增加人员，由各包工队负责推荐，原则上不再增新人。至于矿警队新增人员的支出、薪酬，由两位总把头负责协调、筹集。

此话一出，刘四、曾老全又坐不住了，他们站起来刚想说话，丘尔顿却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挥手道：“就这么决定了，请大家尊照执行。”又问杨以德：“杨处长，您还有什么建议？”杨以德说：“我尊重丘尔顿先生的意见。有关矿上这些赤党活跃分子的资料，会后我也会发给大家，如果一旦发现他们在我们的港口出现，请各位一定要及时报告矿警队，将他们辑拿归案。”

丘尔顿宣布散会。众人从会议室熙熙攘攘地出来，曾老全对刘四低声说：“他妈的，洋人真坏啊，又让咱们兜底啊！又他妈得甩出一大笔钱！”刘四恶狠狠地说：“兜就兜！反正又不从外面找人，让弟兄们进矿警队，换身警服穿穿，羊毛不还是出在羊身上吗？”曾老全恍然大悟：“四爷说的对，让咱们安排人员，那矿警队不又成了咱们的天下吗？”两人正说话间，顾一夫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刘四对李老巴说：“注意他！这个姓顾的敢他妈的跟我们当面叫板！找个机会修理他！”

矿警队增人和裁员几乎同时进行了。裁员名单下发到人事处时，项生惊异地发现项河也在名单之中，他思考再三，用红笔将项河的名字划掉了，然后又拿来机器房的花名册，填上了另一个名字。刚做完这些手脚，马明德就进来了。项生急忙将名册合上。马明德问：“名单出来了吗？”项生说：“出来了，五月份以后招的新人，基本都在裁员范围内。”马明德骂道：“妈的，老外这么一整，一定会造成新的恐慌，也断了咱们的财路了。”

矿警队开始扩充人员，刘四、曾老全、李老巴等各把头纷纷把亲信安插进矿警队，过去的打手们摇身一变，换上了警服。曾大全在曾老全的劝说下，也进了矿警队，还担任了代队长的职务。曾老全对曾大全说：“杨处长把嫌疑犯分子的名单、画像什么都拿过来了，你给我好好看仔细了，争取多抓几个嫌疑犯，让杨处长刮目相看。你要知道，爹为了让你进矿警队当这个队长，也没少花银子。”曾大全说：“爹，我知道，他从您那儿拿走了三千大洋。这个杨处长，比咱们还贪啊！不过放弃了南栈房，来到这破地方儿，我总觉得有点可惜。”曾老全说：“大全，你别老留恋着以前南栈房把头那个位置了，以后咱们靠上了省警务处长这棵大树，这点钱想弄回来，还不是小菜一碟。”曾大全恶狠狠地说：“可惜党项山这小子跑了，否则现在老子手里有枪有权，还不狠狠地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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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火车呼啸着开进了山海关车站。火车停稳后，一个身材消瘦、面貌英俊的青年从火车上下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衫，手提着一个皮箱，皮箱上有一个“十”字的标记，腋下还挟着一把油纸伞。这青年看起来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眼神锐利，透着一股精干与英气。

青年向站前扫视，在众多接站的人中间，他看见了一个头戴草帽，脖上挂着一条黑纱巾的敦实汉子。那个汉子也正在注视着他，当他看见青年手中皮箱上那个“十”字标时，挤了上来。汉子走到青年身前，低声说：“您是王先生？从胶州来的？”青年点点头，说：“您是？”汉子抚摸了一下颈中的黑纱巾，说：“我是杨宝昆。也是胶州人，咱俩是老乡，请您跟我来。”

杨宝昆领着青年人走到出站口，门口，化装成车夫的柳大志、刘武拉着黄包车迎了上来。刘武说：“接到了？”杨宝昆点点头，对王先生说：“您上他的车。我在后面。”刘武接过王先生的箱子，扶他上了车。杨宝昆上了柳大志的车，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离开了山海关站。

黄包车一路前行，经过巍峨的山海关城墙，由南门而入，在第一关脚下的庆福里门前停了下来。王先生下了车，抬头看去，眼前不远处，天下第一关镇东楼在艳阳下伫立，有如一位巨人，气势恢宏。王先生感叹一句：“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正如诗中所写的，这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

杨宝昆问：“王先生，你是先休息一下，还是先和同志们见面？”王先生说：“不休息了，坐火车几个小时，已经休息的够了。”杨宝昆说：“好，那我们直接去夜校。”

刘武将王先生的行李放好，又拉着他前往铁工厂夜校。夜校教室里，十几名工人代表都在等候着他们的到来。项河做为港口特邀代表，也在他们中间。

杨宝昆领着王先生走进时，大家都围了上来。杨宝昆介绍说：“这位是组织上派到我们这里的特派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王尽美主任，让我们欢迎先生的到来。”大家鼓掌欢迎。

王尽美拱手道：“大家不用客气，我的年龄可能比诸位中的很多人还要年轻，先生两个字不敢当，叫一声同志就行。”杨宝昆说：“别看王先生人年轻，但是他的资历却很了得。王先生是参加了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位代表之一，今年1月份他还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连列宁主席都接见过他。今天他能过来，也足见党组织对我们铁工厂工友兄弟的重视和关怀。”王尽美说：“宝昆同志过誉了。革命不分贵贱，也不分先后，只要投身革命，有为千千万万劳工服务的一颗心，我们就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带着李大钊先生的嘱托过来的。我来的路上，听宝昆同志说大钊先生的文章已经在铁工厂落地生花、人人皆知了。我特别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相会，投身于铁工厂的革命斗争中，是我的荣幸，也是中国革命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