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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第十七章 美好的憧憬（第2页）

朱巧凤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马宁道：“你看你看，刚才还那么英雄，这会怎么哭开鼻子了？”

“谁哭了？”朱巧凤擦了擦眼睛说：“这会要是有个馒头就好了，窝头也行啊！”

我学着她刚才的腔调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咱们连半天都坚持不了吗？我这有草莓，你吃不吃？”

“谁要你那破玩意！”朱巧凤气得把一书包草莓全倒在地上了。马宁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问我：“抽不抽？”

我说：“你还藏着这玩意哪，怎么不早拿出来！”

马宁说忘了。于是我们俩一人点着了一支烟。朱巧凤在一边说道：“给我也来一支！”

朱巧凤点着烟抽了一口，呛得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咳嗽了半天。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但是找不到方向了。月光下，白白的羊肠小路到处都是，不知该走哪一条。这下，不光是朱巧凤害怕，我和马宁也紧张起来。我们知道已经回不去了，打算就在这山里过夜，等天亮了再走。我们害怕有狼，想点一堆篝火，可是捡了很多柴禾都是湿的，怎么点也点不着，只好作罢，三个人爬到一座山顶上，躺下来数星星。

朱巧凤问：“你说宇宙有多大？”

马宁说：“这还用问？宇宙是没有边的。”

“胡说！再大也有边。”

“这是《少年科学》上讲的，不信明天我拿给你看。”

“我不信，鲁育山，你说呢？”

我想了半天，说：“按说应该有边，可是到了边，外边又是什么呢？比如说，地球是个乒乓球，宇宙是个碗，球放在碗里，碗又放在哪里呢？”

“对呀，碗放在哪里？”马宁也跟着追问道。

朱巧凤答不上来。我们三个人一起陷入了沉思。我在默默地想，宇宙那么大，地球在宇宙中仿佛一粒灰尘，而人呢，相对于地球来说，不过是一粒更小的灰尘，人真是太可怜了，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害怕起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朱巧凤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你说，我们将来都得死吗？”

我和马宁都没有回答，我们似乎陷入了同样的恐惧。

那是我们第一次对宇宙和生命的本质的思考。

第二天回到家里我们才知道，头天夜里，为了寻找我们，战区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几百号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无拘无束的自由行动，因为学校就要复课了，该给我们这些脱了缰的野马上笼头了。

子弟中学建在高地东边坡下面，那是一片比高地低一截的二级台地，在西北也称为坪，往北再下一个台阶才到小龙河岸的川地。东南边是114厂的家属区。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分来的大学生，他们的名字特别好记，什么刘去私、韩卫东、李延风、冯学青，都是文革初期自己起的。学校只有两层楼，是文革前动工的，原计划四层，才盖了一半文革就开始了，后半截就没有再盖。战区对学生的教育很重视，复课之前，专门拨了一笔钱，从北京、上海买了不少物理、化学实验设备，老师们把实验室里的一盏盏酒精灯擦得锃亮，可惜我们一次都没用过。因为我们中学期间基本上没上课。复课闹革命，主要是闹革命，没有时间上课。

开学的同时，工宣队就进驻了。学校有校长，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认识他，相反，工宣队的师傅我们倒是各个都熟，因为校长不管我们，他们管。工宣队的成分也和老师一样简单，清一色的复转军人。大概是因为这些复转军人不好安置，所以暂时把他们都放到这来了。所以我们这所子弟学校带有浓厚的军营色彩，一入学先是队列训练，然后是刺杀、投弹，还学过匍匐前进和战地救护。步兵的基本战术技术基本上全会，连编制都是军事化的，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分别编为七连、八连、九连，因为有下一个年级的学生顶着，我们一入学就是八连的（二年级）。连设指导员，由工宣队员担任，下面有几个排就设几个副指导员，由教师担任，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班主任。暂时还没有高中部。

赵叔也被派到工宣队来了，朱铁看他背着个大枪整天在工地上转实在太辛苦，想让他到这里来休息休息。赵叔的性格完全变了，像个老佛爷一样，一开会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对学生就像个善良的老婆婆，即使犯了再大的错，他也舍不得深说，总是像哄孩子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下次可要注意啦！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就是那个拿着皮带把儿子抽得哭爹喊娘的爸爸，更不能想象这样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把一百多名俘虏全突突了。

赵叔老了，生活的重担把他压得背都驼了。赵婶去世才两年多，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他在家里对自己的孩子也和对学生们一样。最多就是说一句，下次可要注意啦。从赵婶去世那时起，他就很少打孩子了，他觉得这些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红军，已经变得满腹柔肠，每天下班回来，就是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把大孩子穿过的衣服补好给小的穿，把不能穿的衣服两件、三件拼成一件再让孩子们接着穿。艰苦的日子并没有把他压垮，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点不比赵婶在时差。但是两个儿子接连出事却几乎把他打垮了。先是志强走火自伤，先后做了三次手术，肚子里的枪砂也没取净，到现在还残留着一些在肚子里，医生也无能为力，接着志刚就被捕了。县城里武斗先后打死过十几个人，凶手都无法确定，只抓了志刚一个人，本来没有人知道这事，是他自己在拣煤渣时吹牛说出来的，便被抓了。武斗时他的确开了枪，但是他那支破枪是否能打得死人很值得怀疑。志强直接给自己肚子上一枪，把枪砂全部灌进了肚子都没死，志刚冲对面的人开了一枪能打死人吗？当时县革委会刚刚成立，两派都嚷嚷着要揪出对方的杀人凶手，而且都表态说，只要证据确凿，绝不袒护己方人员，就这样，志刚被拘押了。他还不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但是很快就要到了，据说到了年龄还是得判，至少十五年。

赵婶欠的那些账早都还清了。赵婶死后，赵叔戒了酒。原来的老酒友少了一个，父亲、姑父和牛叔都觉得不对劲，每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都要去叫他，但是怎么叫他都不来，因为他没有能力请别人喝酒。于是父亲便让我在拣煤渣的时候，给他带点酒去，父亲告诉我说，不要拿整瓶的，也别说是送的，就说是你自己从家里偷的。我第一次这样做很成功，赵叔一把从我手里把酒瓶子夺过去，说：“小孩子家喝什么酒，留下给我喝吧，以后不准再偷你爸的酒，要不我告诉你爸去！”第二次再去，赵叔有点怀疑，第三次就被他彻底识破了，说：“回去告诉你爸，我已经戒酒啦！”

看见赵叔那么难，父亲很想帮他一把，但是赵叔是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馈赠的。父亲自己也一样，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张口求人的。有一次我劈劈柴，家里的斧子太钝，不好使，就到邻居家借了一把，父亲下班回来看见了，问我：“咱们家没有斧子么？”父亲的问话，教会了我自强。

赵叔没有当指导员，因为当指导员得会说，赵叔当过正规军的连长，却当不好这个指导员。我们八连的指导员姓徐，是个大胡子，才二十八九岁，看上去却像个老头。他那乱哄哄的头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显得脏兮兮的，很邋遢。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课，裤子拉链忘了拉，于是有的同学就用《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一句台词问：“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从此我们便都叫他尼古拉。尼古拉自称喜欢哲学，研究《矛盾论》、《实践论》颇有些心得，因此老师和学生们都不敢轻视他。

工宣队长姓权，河南人，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带着军帽，好像还不想退伍。他的思想的确还没离开部队，一直把我们这些学生当作他的兵来训练。说话时一开口就日娘，不日娘不说话。权队长刚来时，特别喜欢实验室那些设备，让化学老师给他做实验看，化学老师拿出一张酚酞试纸放进碱水里，试纸变成了红色，权队长高兴得像个孩子，“日娘这是咋弄的哩？让我试试！”除了试验设备，他还对那套广播器材特别感兴趣，设备刚买来的时候，没有调试好，权队长鼓捣了半天也不响，“日娘咋不响哩？咦？响了，日娘响了！喂？喂喂！下面歌颂（播送）一个通知……”

权队长喜欢听豫剧，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朝阳沟》的唱片，一到课间休息就放，因此我们都会唱那段“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教我看董存瑞，我记得你教我看刘胡兰，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红笔点来我蓝笔圈……”权队长还爱唱，但是他老把笔唱成北，因此我们唱的时候也跟着这么唱，还篡改了一点：“你红北点来我南北圈……”

复课时战区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根据上级指示，权队长反复强调清队的重点是教师队伍。但是这些教师刚来，没什么把柄可抓，而且都是刚在大城市运动过来的，年龄虽然都不大，但运动经验却很丰富，从他们身上很难打开缺口，相反，学生中问题却是一抓一大把。这样，清队便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学生成了重点。工宣队一发动，大字报立刻糊满了校园，于是出现了文革开始以来还没有过的现象，十三四岁的孩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成了运动对象甚至是阶级敌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孩子被贴了大字报，从打架、偷窃、写反标，到说落后话、有私心、不忠于毛主席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都有。其中很多问题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律作为政治问题，以运动的方式来处理就太可怕了。发动群众阶段结束以后，开始人人过关，每一个学生都要从头到脚对自己做一番检查，检查是在全排大会上公开做的，大家举手认可了，这个人就通过了，不够深刻就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通过为止。最后，每个排筛出了一两名重点分子，拿到全校大会上批斗。斗了几次之后，几个孩子受不了，跑到外地去了，其中就有马列。

被批斗的孩子里，还有赵叔的儿子志强。赵叔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不忍心看着志强被批斗，只好提出不在这干了，回护厂队去。逃跑的那些孩子把留下的人救了，问题很快反映到了军管组，权队长挨了批评，批斗学生的现象才得到了制止。

人人过关那会，有的学生被指责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年龄不大就乱谈恋爱，所以复课以后，男女生之间的接触十分谨慎，生怕有什么嫌疑。有好长时间，春桃不理我，见了面就跟不认识似的。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但是放了学总是各走各的，谁也不理谁。有一次勤务组开会，一直开到了天黑。散了会大家各回各家，我和她不得已走到了一起。我问她：“你最近为什么老是不理我？”

春桃不回答。我又问：“你是不是怕人家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