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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知县大贪官（第1页）

小小知县大贪官

黄梅乃一小小知县，于乾隆四十三年走马上任，为人庸碌，政绩平乎，在当时浙江的封建官僚阶层中，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厂也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但其所辖的平阳县”境内有山有水，东临大海，气候温和，盛产大米和各类经济作物，渔业也很发达，历来都是沿海富庶之地。且平阳位于浙江最南端，远离省府杭州一千多里，“天高皇帝远”。因此黄梅官虽不大，但在他所辖县境之内却能说一不二：独断专行。在任八年，真是久据美缺，捞足了油水。

黄梅就任平阳知县盯，正值乾隆中叶以后，官场积弊甚多，吏治腐败，尤其是贪污之风日甚。朝廷上下，很少有为官不贪的。当时深受乾隆信任、把持朝政多年的宰相和砷，就是全国最大的贪官，后来抄家时发现，他的家产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总收入。京官贪，地方官吏更贪，其中尤以浙江为甚。如闻名全国的贪官富勒浑当时就曾任过闽浙总督。黄梅上任以后，先后就任浙江巡抚的有王宜望、陈辉祖、福崧等人，也都是有名的大贪官。上梁不正下梁歪，总督、巡抚皆如此，各府县自不必说，浙江全省十一府七十余州县，大部分都因官吏中饱私囊而出现钱粮亏空。

黄梅虽然平庸无能，但禀性好贪。他到任之初，平阳县的仓库钱粮基本没有亏空，各项支出也不紧张，漕粮及田银赋税的征收、上交都能完成。后来，黄梅看到浙江上下官吏皆不以侵吞钱粮为耻，反以为荣，邻近州县之间互相营借、兑还之类的事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手续仓储、帐目很少有人前来检查核实，即便亏空也无人过问，只要有本事将亏空弥补，就不会出现什么麻烦。于是，黄梅始则挪用，后则侵吞，亏空从无到有，数额与日俱增。对此，温州知府虽有所觉察，终因积重难返，自身亦不大干净，干脆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王直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乾隆帝估计到浙江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下谕浙江全面清查核实仓库亏缺，当年就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只是根据府、县上报的数字所作的统计，远远小于实际亏空数额。温州知府在派员调查核实平阳县亏空时，黄梅十分狡猾，一面送礼行贿，一面编造理由，说他在接任知县时，平阳已经有了亏空，自己力不能及。上司委派的官吏受了礼，便竭力帮助黄梅解脱，搪塞了事。

乾隆帝为了扭转浙江的亏空局面，又不想把问题扩大，提出了“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的办法，这实际上是割肉补疮，反而为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大开了方便之门。经过朝廷多次催促，到乾隆五十一年，拖了四年时间，浙江全省总共弥补了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由于乾隆帝规定的期限已经超过，浙江巡抚福崧就上奏请求乾隆帝再宽限时日。尤为可笑的是，福崧竞于新年正月召集司、道和各知府，在衙门内“立誓，共砥廉隅”，以便补足亏欠。乾隆帝闻知大怒，指责他们“公堂设誓，成何政体”，认为他们弥亏不力，一气之下将巡抚福崧、布政使盛住革职。

其实，浙江乃鱼米之乡，三十三万两的亏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仅仅相当于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弥亏，也不是多难的事。收入远远少于浙江的山东，亏空二百万银两，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补足了，而浙江用了四年多时间还补不齐一百三十余万两。显然，这并非该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员有意延宕违抗。

问题不仅在于已经形成的亏缺，在弥补亏空的过程中，有的还一边弥补，一边又出现新的亏空；有的原来没有亏空，见到别人挪用，自己也挪用，便造成亏空；有的前任弥补，后任又出现亏空，可见弥补亏空是何等艰难

黄梅正是利用了这个可乘之机，在平阳大肆侵吞资财，使亏空数越来越大。到乾隆五十一年时，有账可查的亏空数已经超过十万两。他一方面继续肆无忌惮地将仓库的钱粮挪为己有，另一方面则以弥补亏空为名，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搜刮钱财。如农民种田琢来已有赋税，黄梅又打着弥补亏空的合法招牌，另行按田亩派捐，规定每一亩田，捐大钱五十文。同时，发给每户一张官印的田单，再按户征收钱粮。平时向农民采买仓谷时，黄梅有时借口没有现钱，只出具有一纸官印的欠单；有时不按规定的价格折兑银两，以低价买进，其差价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县里为防止荒年歉收而设立的常平义仓，平时有专门银两收购粮食，供灾年平粜散赈之用。黄梅为方便自己挪用，只折收银两，不采买粮食，乃至义仓无米可粜。年复一年，这笔钱又据为己有，账也无法查清。

黄梅通过上述卑劣手段，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后来案发时清查，黄梅“莅位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但是，平阳县的亏空不仅没有弥补”反而不断增加。平阳县仓应贮存谷物四万七千_百余石，但案发时，“仓内实无贮谷”，据黄梅交待，除借放兵粮乃营借交还谷价外，仅谷石亏缺一项，就亏空价银一万七千三百多两。加之侵贪的田单公费钱、朋贴采买钱等等，累计早已超过十万。难怪乾隆帝后来在一份奏折中批谕：“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

黄梅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还怂恿他的儿子胡作非为。他手下的一班爪牙，如书办、仓夫、漕总之类的角色，黄梅也放任地让他们鱼肉乡里百姓。

黄梅的长子名黄嘉图，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平阳县勾结了衙门里的一帮胥吏，纠合了地方上的一批恶棍无赖，欺侮平民百姓，成为平阳一霸。黄嘉图性格乖张，脾气暴躁，动辄大打出手，而且为人又奸又猾，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百姓无可奈何，背后皆称他为“石板炮”，即像路面上的青石板那样滑，像火炮那样凶狠。

平阳县城西南有南雁**山，与乐清境内的北雁**山南北相对。山上有两座古寺，风景秀丽。黄嘉图整日游手好闲，花天酒地。他经常邀集一些狐朋狗友，到山上寻欢作乐。每当他们到了山上，游人皆避之不及，否则就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因此，偌大的南雁**山，后来竞无人敢去观景避暑。寺中的香火也因此渐渐清冷，寺庙中的僧人更是不敢得罪他们。

知县贪婪，儿子凶狠，爪牙刁钻，他们同流合污，把平阳县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黄梅正是依靠他的儿子和这批胥吏衙役们来进行侵贪勒索的勾当，狼狈为奸，盘剥、坑害老百姓。

水稻是平阳农村最大的出产，因此，黄梅主要的盘剥对象是农民。他利用交纳漕粮、粮银之机，以诡诈多变的手法，任手下的一群胥吏敲榨农民的血汗。有时，他们故意制造麻烦，强迫农民化整为零地多处交纳漕粮，这并非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是为了给监守粮仓的仓夫增加敲榨的机会。仓夫开仓收米时，不是故意嫌米色不好，就是借故要农民筛扬，直至农户按“常例”将他们塞饱为止。农民在交纳粮银时，虽然免去了交稻谷时的米色、干湿之类的麻烦，但也不能幸免盘剥，柜台上的衙吏也需勒索好处方肯办理，常有收银不报或收多报少之弊。农民的血汗所获，横遭侵没。

有时，黄梅故意将漕粮的征纳安排到农忙季节催兑，借青黄不接，强迫农民折色加倍交纳粮银。暮春初夏，正逢农民大忙的时候，青苗待插，黄麦未登，劳力紧张，农时难违。这时要农民交粮，老百姓无从买米，只得借债变产，折银代米。衙役则乘机勒索，每石折银一两六七钱不等，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两倍价钱。为了避免衙役的纠缠，不误农时，农民只好忍痛加倍完纳。

黄梅盘剥农民往往巧立名目，雁过拔毛。他手下的各色胥吏除对“例规”照收不误以外，还要农民增加种种杂贴。如收米豆私贴，名日“开天窗、卖水次”；交兑白粮时，收取“例廒银”，每廒二至三四两不等；兑漕斛面时，留剩一半，名日“留枕头”；运丁贿赂仓夫，每运一百石谷粮要收取一二石作为补贴，并收“纲司钱”三四百文；纲司在认领廒口时，又要通同折干，勒米四五斗。其他种种科派勒索，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名目繁多的私贴，并非是一时的加派，而是一经开头，岁岁照此办理。农民不得不亦步亦趋，供其鱼肉。漕总、收书、仓夫等，则坐地分肥，大发横财。

有时，黄梅还利用漕米、南粮本米折钱的机会，混水摸鱼，进行剥削。由于米、谷、钱、银的比价涨落不·，官府有规定的市价进行折兑。但黄梅示意书吏隐瞒行情，任意私定折兑标准，欺骗“乡曲小民”。经过他们的几番折腾。农民往往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又被抽去一层膏血。官收官兑，徒有虚名。因此，输纳之季，往往是农民最苦之时。

利用编选田赋册籍向农民进行敲榨，是黄梅贪污钱粮的又一手段。平阳境内东北为冲积平原，河网密布，泽国水乡，田亩变迁无常。西南为丘陵山地，常有改造。加之圩田水利的兴修，海涂（即海边滩地）的开发及土地买卖的频繁，因此田亩丈量比较困难，给黄梅及其爪牙造成了中间剥削的机会。胥吏们为了中饱肥私，有时乱造田赋册籍，有时涂改田亩数量，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以多为少，以少为多。保东之粮往往推与保西，保西又复推至保东，推收不已。钱粮从中易手，最终受累的还是贫苦农民。若逢簿册大造之年，胥役更是“共推共收”，或是查旧册以为推，或是入新册以为收，舞文弄墨，以逞其奸。农民为此不得不“东奔西走于新旧胥役之门”，请求宽免，胥吏则借机勒索。

滥派差役，或从承值差役的“民壮”身上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是黄梅一伙对农民非法经济掠夺的另一种途径。平阳东临大海，南接福建，既有舟车之繁，也有商贸之利，杂务纷扰，徭役不断，每年都有一些农民承值徭役，被知县衙门派作杂差。他们对临时承值的农民肆意奴役驱使，还利用农民迫切归田的心理，千方百计地对他们施行契约外的盘剥。

平阳县盛产蔗糖、茶叶和蜂蜜，蚕茧、席草、杉木、毛竹、油桐等也很多，历来贸易发达，商贾云集。因此，黄梅及其爪牙们除了对农民进行名目繁多的压榨外，商贩也是他们盘剥的重要对象。由于商贩毕竟与老实巴交的农民有所不同，因此黄梅对他们的盘剥手段就更为狡诈，常以名正言顺的理由，比如以筹集县衙官府或过路军队的后勤物资为借口，无偿地向商贩索取摊派各种货物。而且这种盘剥，几乎是无孔不入，凡杂货辅、厨业、药行、货栈等，均遭其侵扰。有时县府衙门到饭馆设宴，吃喝之后，一走了之。每年夏季来临之时，县衙便派人向卖席商索取席子，作为搭凉棚之用，也不付分文，商户为此累赔不已。商贩们在交纳商税及领取官照时，也要遭到额外剥夺，每经过一道关口都要给好处才能办理，多经一人之手多一分勒索，以致有的商贩业户经年累月求一关照而不可得，必须多方打点才行。

黄梅及其胥吏一伙对老百姓的经济剥削，到后来逐渐蔓延到司法事务中，尤其是衙门里胥吏包揽讼事最为突出。他们经常以自己经手的各种案件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平阳县衙曾经规定，民间诉讼事件，除人命盗窃重案可以随时控告外，其余婚姻、田亩、斗殴等事，非迫不得已，则在规定的日期放告。但一班衙役却阳奉阴违，如果收受了贿赂，不论什么案件，一概受理。胥吏们在审案时，如有贿赂，则心照不宣，设法使无理者胜诉；没有贿赂，就任意枉断。有的暗中与原告或被告买定日期，轮到其值日那天，所有大小事件，皆由自己承办，以此捞取好处。遇有盗窃案件，典铺的商人则要遭殃。因为盗贼经常把赃物送到当铺典当，而典主无法知道这是窃来的赃物。待抓获窃贼供出情况时，衙门就派人到当铺持票起取，名义上是给失主领回，实际上大部分都成为胥吏们中饱私囊之物。典主虽然可以向窃贼或其家属追回当本，但十有八九追不回来，徒有虚名，以致典价白白丢失。所以凡逢盗窃案，既苦了失主，又苦了典商，却肥了黄梅衙门里的公人。

黄梅手下这帮爪牙的所作所为，黄梅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贪官，有些事情就是他示意：首肯或直接插手的。上行下效，这帮胥吏衙役掌管簿籍、经办事务多年，熟悉地方民俗、户口消长、钱粮盈缩等情况，对封建官场中的一套，早已识破庐山真面目，他们敲榨得来的钱财，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黄梅父子的腰包。再说，黄梅如果要想坐稳平阳知县这把交椅，就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合作与支持。如果没有这帮爪牙为其效劳，黄梅父子在平阳就失去了耳目。因此，黄梅实际上是与他人同流合污，借他人之手，来对农民、商贩及平民百姓进行残酷的苛敛勒索。

黄梅在平阳任知县八年，劣迹斑斑，老百姓虽然怨声载道，由于惧怕黄梅权势及其儿子黄嘉图的暴虐，敢怒而不敢言。衙门内的一帮于办胥吏们当然不乏知情者，但他们都合穿一条连裆裤，自然不肯告发。

于是，黄梅放心大胆地侵吞勒索，心安理得地享受和挥霍这些不义之财。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是黄梅老母的九十岁生日。是时，平阳全城轰动，县衙内的一应人员唯恐巴结不上，皆送厚礼前来祝寿，并帮着操办，士绅、商贾也都纷纷送来钱物，黄梅乘机狠捞了一把。他吩咐家人，不要怕花钱，酒席要隆重排场，还要请戏班子唱戏。到了祝寿那一天，知县家中张灯结彩，宾客盈门，鞭炮声接二连三，好不威风。真是乐极生悲，当酒宴方罢，锣鼓开台的时候，黄梅老母可能由于情绪亢奋，胸口突然被痰堵住。家人赶快扶她到卧室躺下，又急忙去寻郎中，及至郎中赶来，黄梅老母已经合上双眼了。这时，院里戏台上正在龙风呈”热闹非凡，前来祝寿的客人们都在半醉的状态中品茶听戏。家人慌了手脚，禀报黄梅，听从处理。黄梅不知是酒醉糊涂，还是利令智昏，随口答道：暂不发丧。于是，黄梅老母停尸于卧室，黄梅却依然谈笑风生地与客人们一道看戏。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家人中谁走漏了黄梅“母丧演戏”的风声，平阳县内舆论哗然，街谈巷议不止。老百姓们原来就痛恨黄家父子，于是都骂这位“父母官”竞如此大逆不道，做出有伤礼教的不孝之事。

不想黄梅此举惊动了浙江学政窦光鼐，使得黄梅贪赃案发，从而演出了一场官官相护、明争暗斗的闹剧，最后不得不由乾隆帝钦定结案。